MarcZwillinger:Apple对阵FBI的秘密武器

MarcZwillinger:Apple对阵FBI的秘密武器

Marc Zwillinger 可以说是 Apple 和美国政府部门对阵所仰仗的男人。在过去,他曾经就职于美国司法部,主要工作是布置窃听装置。但在过去 10 年中,现年 46 岁的 Zwillinger 成功在硅谷转型成律师,并致力于为公司抗击来自美国政府部门的监视要求。

Zwillinger 的身上散发着一种技术专家的气息,他会习惯性记住政府简报的注脚和页码。在过去 10 年中,他曾经在秘密法庭上帮助 Yahoo! 迎击整个美国情报体系,也曾经在 Whatsapp 和警方对峙时为前者提供谘询。这一次,当美国一家最具价值的公司被官方部门质疑为何不为破解一个恐怖分子的手机提供协助时, Zwillinger 又一次站了出来。

Zwillinger 亲自创立了一家名为「ZwillGen」的公司,并一直在公司担任管理合伙人一职。在这起案件中, Zwillinger 和其他 4 名律师的加入意味着 Apple 并没有将这起事件看成是单纯的「品牌行销」事件,在这点上和政府的指控显然不符。相反, Apple 已经準备好要打一场长期的司法硬仗,这场战争的结果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接下来数年中数位权益的局面。

在 2 月 16 日,一位美国地方法官命令 Apple 削弱一台由圣贝纳迪诺市枪击者所有的 iPhone 的安全措施。 Apple 对此发起了上诉,他们认为一旦作出妥协,这起事件将会成为一起法律判例,以后政府部门有可能会面向其他设备提出更多类似的要求,这种行为将会削弱客户的信任度。

一些熟知且认识案子的地方法官 Sheri Pym 的人士认为 Apple 将会输掉第一回合。但目前 Apple 正在发起上诉程序,案件甚至有可能被提交至最高法院审判。

Apple 的法律团队代表为 Gibson Dunn & Crutcher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Theodore Olson 。据悉, Olson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出席时间比任何一位美国律师都要长。在 2000 年,儘管选举的结果非常胶着,但他还是成功说服最高法院 George W Bush 才是那届竞选的获胜者,随后进入了 布希政府工作。在 2013 年,担任私人律师的 Olson 成功说服法官取消针对加州同性恋婚姻的限制,自那时起,他开始与民主党交好。

面对恐怖袭击案件,Olson 拥有绝对的参与资格,这一点或许正是他和这起案件联繫最为紧密的地方。在 911 事件中, Olson 的妻子不幸置身于遭恐怖分子劫持的美国航空 77 号班机上。「你要记住,恐怖分子总是想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他们希望能够掠夺我们的公民自由权。」他在接受 ABC 关于 Apple 案件的採访中说道。

熟知 Apple 法律策略的人表示,如果说欠缺科技法相关经验的 Olson 是 Apple 和 FBI 对抗的发言人,那幺 Zwillinger 所充

当的角色正是熟悉监听法案的参谋。在过去一年中, Zwillinger 一直在帮 Apple 处理政府部门关于数台手机的解锁要求。而在这个星期, Zwillinger 则一直与以「美国民权同盟」为首的隐私组织进行接洽,目前美国民权同盟正在撰写这起案件的简报。

「政府所追求的权威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很难界定这种权威的界线。他们难道会停留在解锁阶段吗?」在 10 月份的一次听证会中,Zwillinger 跟地方法官 James Orenstein 如此说道。当时在纽约市也有一台极待解锁的手机。

Zwillinger 在纽约郊区 Scarsdale 长大。在 9 岁的时候, Zwillinger 曾经在一个校园节目上担任白雪公主的律师,当时他曾明确表示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后来他进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

MarcZwillinger:Apple对阵FBI的秘密武器

毕业后, Zwillinger 曾在美国司法部电脑犯罪及知识产权部门任职,当时他所担任的是检察官一职,所负责的案件皆为最高机密等级。后来和许多曾出任检察官的律师一样, Zwillinger 很快就转换跑道,并在针对硅谷的窃听事件中努力为公司争取利益。

确实,这群律师在外面往往能够赚取更高的薪资。但许多曾就职于政府部门的人却表示,他们在离开政府后才看清楚了政府机构的越界现象,儘管这些机构往往持有善意的出发点。

「往往是在脱离政府机构以后,他们才能意识到政府机构到底有着多大的权力。」Albert Gidari 说道,他是一位已经退休的隐私案律师,曾经为 Google 提供法律服务。此外,Gidari 还向 Apple 推荐了 Zwillinger 。直到今天, Zwillinger 还会在每年假期向 Gidari 寄送巧克力糕饼,以示感激。

「实际上,在身处政府机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权力有可能会被滥用。」Gidari 表示。

在法庭上, Zwillinger 会将这一点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一份最近被解封的法庭证词记录显示, Zwillinger 在反击一单监听案件时说道:「在过去,我曾经发起过监听请求,也曾经饱嚐监听的果实。」当时是 2008 年,他需要在 45 分钟内在外国情报监视法庭说服一位法官,为什幺他的客户 Yahoo 不应该将用户的邮件信息交给美国间谍。

「即便是在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为数百万人建立起资料库的行为也会带来极大的伤害。」他说道。在那场官司中,他以败诉告终,而且由于案件的保密要求,他直到 2014 年才可以对案件进行评论。

和 Zwillinger 相熟的人认为他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已经提升到了个人层面,而不仅仅是因为受僱于公司并出任辩护律师一职。在 2015 年,Zwillinger 接受了在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出任「法庭之友」一职的邀请。在任期内,他将会以局外者的身份对政府机构的数据请求提供建议。但由于案件的保密要求,我们尚不清楚他曾经参与过哪些案件。

受僱于科技公司的 Zwillinger 有时也需要辩护公司数据收集行为的合理性,儘管科技公司的客户对此并不满意。

在 2014 年, Zwillinger 曾经在一个险些演变成集体诉讼案件的事件中为 Apple 以及其他几家科技公司发起辩护。在这起事件中,许多用户控诉以 Apple 为首的科技公司在未经用户允许的情况下收集通讯录讯息。「当时法院甚至怀疑用户可以申请合理赔偿。」一位法官写道。

另一方面,据知情人透露, Zwillinger 和他的公司也曾经因为不喜欢客户的行为而拒绝客户的辩护请求。

现在受僱于 Apple 的 Zwillinger 一直在锻炼自己的法律论证技巧,在过去几个月中,他曾经代表多个公司在法庭上和政府进行抗衡。 Zwillinger 写给纽约法官的信件于 2 月 23 日被解封。他在信件中透露 Apple 曾经收到过至少 10 起来自政府的解锁设备请求。

在 2015 年,政府曾经在布鲁克林区向联邦法院发起情愿,希望法院可以强制 Apple 从一台 iPhone 设备中提取出数据。在这起案件中,政府所引用了和该案一样的一项法院强制法案:颁布于 1789 年的「All Writs Act」法案。这项法案赋予了法院确保自己的命令能够得到执行的权力。

但 Zwillinger 却对这项法案进行了迎击,他的辩词后来也一再被 Apple 引用:如果说 Apple 帮助政府部门解锁了一台手机,哪怕这台手机的所有者是一名嫌疑犯,这个行为也还是损害了消费者对公司安全性的信任。

「客户有可能会想,如果 Apple 无意通过获取用户数据牟利,而且还为了防範用户数据被获取而打造出这幺一个系统,那它为什幺又要对一个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命令言听计从呢?」Zwillinger 在法庭中问道。

从负责这起案件的地方法官 James Orenstein 的示意中,我们可以得知他非常认同 Apple 的论据。但儘管如此,由于案件中的被告已经被认定为有罪,因此法官还是决定保持裁决结果不变。 Zwillinger 请求法官尽量以能够为 Apple 设立一个良性案例的原则审判,以便 Apple 以后面临类似的案件时有据可循。

Zwillinger 曾经针对这起案件发表评论,他表示 Apple 或许会萌生向政府妥协的意向。 Apple 可以从服务中向政府提供和设备有关的部分数据。但 Zwillinger 也强调 Apple 希望国会可以为这类举措制定法律,并向所有科技公司进行推广,而不是单纯以一项发布于 1789 年的陈旧法案。

「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问题的关注点在于隐私和政府可获取的权限之间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平衡?」Zwillinger 在评论纽约的案子时说道,「我们不妨将结果的利弊以及整个案件的过程提交给国会,并让他们发起一场公开讨论,以寻求出一种合适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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